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前，国家公园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国家公园能否进行旅游活动一度引起争议。然而，国家公园多为自然禀赋和历史遗存较好的区域，对国内外游客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也使得国家公园与旅游发展具有天然的相伴相生关联。世界各国对国家公园的界定中也普遍认为，游憩是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之一，并形成了明确的立法保障。

美国是国家公园的开创者，在处理国家公园与旅游发展的关系上也先后经历了从无序开发、注重休闲旅游、旅游设施快速膨胀到加强生态保护等几个阶段，形成了“完全保护，适度开发”的模式。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ParkService）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共接待了3.31亿人次的游憩参观者，在国家公园边界大约60公里影响范围内，游客直接消费大约182亿美元，这些消费直接或间接创造了高达30.6万个工作岗位，119亿美元的劳动收入、203亿美元的经济附加值以及358亿美元的经济产出。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公园在美国是重要的游憩资源，也被作为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进行了适度发展。

英国和日本在国家公园的旅游活动中也形成了比较典型的模式。英国国家公园的创立比美国大约晚近100年，始于20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家公园基本在《环境法》和《国家公园法》的基础上运营，并且十分重视国家公园的发展规划，主要根据不同景观特征进行景观的功能分区与设计。目前，英国国家公园的定位基本上是在保护优化自然生态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盈利，更加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日本是亚洲最早建立国家公园的国家，其国家公园的建立主要是在战后经济过度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从最初注重营利性的旅游活动理念转变为以环境保护为前提的公益性旅游活动理念，因此，当前日本对国家公园实行的是“保护至上的公益性旅游”政策，国家公园土地被划分为特别区域和普通区域两种，特别区域禁止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而普通区域旅游活动相对宽松一些。

一方面，国家公园的旅游活动能够丰富我国旅游产品体系，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入小康社会，人们对多层次多种类的公共游憩产品的需求将更加旺盛，国家公园作为资源禀赋极好的区域应该进一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旅游产品，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旅游发展能够实现国家公园的自循环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园的保护与管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旅游的发展能够为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可以缓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实现国家公园的自循环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的发展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旅游产业发展能够帮助原住居民快速脱贫，更容易获得周边社区支持。

国家公园的旅游活动是国家公园的功能特性所决定的，国家公园的发展与旅游活动并行不悖。2017年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严格规划建设管控，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产生活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活动。”《总体方案》开始将国家公园与旅游发展的关系理顺。然而，由于国家公园的环境脆弱性以及在生态文明体制建设中所承担的特殊生态功能作用，国家公园仍以保护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进而实现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因此，国家公园的旅游活动应是有条件的、有节制的以保护为主的游憩活动。

国家公园中的旅游发展应遵循一定的标准，可以考虑主要从现有旅游开发状况、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脆弱性、物种珍稀度和规模丰度等维度进行评价。旅游开发状况，主要用于衡量国家公园在原有管理体制下已经达到的游客规模、旅游成熟度、生态环境状况、存在的问题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主要是国家公园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大小，也就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经济与社会的限度；生态脆弱性，着重强调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尺度相对于外界干扰所具有的敏感反应和自我恢复能力；国家公园珍贵物种，主要是指国家公园中珍稀物种达到的保护等级、珍稀物种的类别数量以及目前的规模等。

依据以上四个评价标准，结合目前国家公园的旅游发展基础，可将国家公园中的旅游发展模式总结为深度融合型、适度游憩型、研学科教型、生态管控型四大类型。其中，深度融合型的国家公园主要是已具备一定的人类活动承载力，以适度经济功能为主，产业业态较为丰富；适度游憩型的国家公园主要满足人们对自然风光的需求，更多承担观光、科普教育等社会功能，社区融入程度适中；研学科教型的国家公园主要是以科学研究功能为主，采取预约式的访客管理，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生态管控型的国家公园是以生态保育和生态涵养为主，生态环境脆弱，修复能力差，实行自然生态系统的严格保护、整体保护、系统保护管理。

北京长城、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经过多年的探索性发展，旅游设施比较齐全，具备一定的旅游承载量条件，属于深度融合型的国家公园。云南普达措、湖北神农架、浙江钱江源和湖南南山具有一定的旅游基础，但从生态环境脆弱性和资源承载力角度看仍要以控制为主，属于适度游憩型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旅游发展模式应以研学科教型为主，比如雅安碧峰峡景区将大熊猫基地向游客开放，但为了进一步发挥国家公园的生态功能，可实行访客预约制，重点放在研学和教育功能上，进一步降低游客对环境的影响。三江源、祁连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资源承载能力也十分有限，属于典型的生态管控型的国家公园，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

总之，国家公园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但国家公园也存有丰富的生态资源、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和物种群落，承担着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以保护为主、分层级的适度旅游发展无疑有助于发挥出国家公园的综合价值，能够调动当地政府、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推动国家公园实现自我良性循环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